《大公报》的三次陕北行|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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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大公报
《大公报》历史上，有三次值得铭记的陕北之行。
第一次，恰是八十八年前。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大公报》连载总编辑张季鸾撰写的《归乡杂感》。当时，张季鸾回陕北老乡谒墓。除了感怀故土草木、感激亲朋殷切招待之外，亦抒发了对时局的忧虑。他写到了“现在陕北正赤化严重，到处恐怖”；但他没有一味攻击这种“赤化”，而是揭示问题的所在：“这几年民穷财尽，官贪绅劣，青年们国忧家难，重重苦闷。”当青年学生提问他受到非法压迫穷极无法时是否应该反抗，张季鸾自感难以回答。
第二次，自然是范长江笔下“中国的西北角”。他首次比较全面地展示了红军长征的壮举，通过《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北》等，让世人看到了一个迥异于国民党妖魔化宣传的真实陕北。而且在一九三七年二月辗转抵达延安，与毛泽东在窰洞里彻夜长谈。范长江的西北行的大获成功，既得益于他自身卓越的才干，亦与张季鸾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对于陕北问题的特殊重视，有着密不可分的逻辑关联。
第三次，是一九四四年夏，《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延安采访。毛泽东在宴请全团时，特意让孔昭恺坐首席，并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只有你们《大公报》把我们当人看”。孔昭恺在《大公报》连载《西北纪行》，呈现给读者的陕北面貌，与当年张、范所见相比已焕然一新：“过去两年，陕甘宁地区通过大生产运动，开垦了数百万亩良田，工农业取得丰硕成果，让全国人民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
三次陕北行连贯起来，《大公报》对于共产党的印象，有着鲜明递进的不断改变，真正发挥了笔录历史的巨大价值。在同时代报章里，无愧“首席”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