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行走\小杳

我一直有个想法：逐一探访文化名人在香港的足迹。香港曾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中国文化人的集散地。当时为躲避战乱，大批文化名人南下，或以香港为转赴后方的中转站，或以香港为暂居地，或以香港为基地从事办报及出版等事业。居港知名文化人一度达数百名，此外还有一大批流亡青年知识分子。一时间，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其中，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一九三七年取道香港，准备赴重庆，但抵港后却因病一直滞留直至一九四○年。作家许地山于一九三五年抵港，担任港大中文学院教授，致力于改革旧式教学方法。萧红在香港完成了名作《呼兰河传》，并在《星岛日报》连载发表。

三位均病逝于此，香港成了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光。其中蔡、许的墓地在港。张爱玲在香港开启了创作黄金年代，包括以香港为背景的《倾城之恋》《重访边城》……

鲁迅先生也曾于一九二七年来香港演讲。就在是次演讲，他提及“香港文化沙漠说”，指本地学者忧香港文坛荒凉现状，称其为“荒漠之区”。鲁迅表示，香港将来不会成为文化沙漠，“就是沙漠也不要紧，沙漠也是可以变的”。

那时，西半山有号称“西环七臺”的楼宇，名号古雅：学士臺、桃李臺、青莲臺、羲皇臺、太白臺、紫兰臺和李宝龙臺。聚居在这里的文化人，几乎个个声名响亮，足以写入中国文学史绘画史，学士臺“当时俨然成为香港的拉丁区”。黄昏时刻的薄扶林道上，可能会遇到穿着体面的叶灵凤和施蛰存；郁风、叶浅予、丁聪可能聚在屋子里谈漫画或木刻创作；徐迟和冯亦代可能在讨论电影、戏剧或翻译……

而写出《雨巷》丁香芬芳的戴望舒则因宣传抗日被日军关在域多利监狱，受尽酷刑仍然不忘无限江山，在潮湿暗黑的牢狱中写下《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黏了阴暗，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予爱与一切希望，／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那里，永恒的中国！”血雨腥风中，最温柔的人也有他的坚忍与韧性。

在酝酿我的探访计划过程中，我发现早在一九九一年，香港中文大学卢玮銮教授曾经发起“香港文学散步”活动，带领文学爱好人士穿行于香港山水街巷，体认前辈文化名人的足迹。这一活动延续了十几年。卢教授也因四十多年奉献香港文学研究而获特区政府“二○一五香港艺术发展奖”之“终身成就奖”。可惜我没有赶上卢教授的“文学散步”活动，如今老人已年过八旬，不知这一活动是否后续有人。

这些年，也不断有人尝试探访文化足迹。有记者曾专程去许地山在薄扶林道的中华基督教坟场的墓地拜祭。如果不是墓碑上写着许地山三个大字，其荒凉令人难以相信这块毫不起眼的地方埋葬着一位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人。许生前工作过的港大中文学院也已拆除重建并改名为邓志昂中文学院。记者询问港大学生，许多人不知这里是许地山待过的地方。这大约是二○○六年的事。

戴望舒在港时，住在薄扶林蒲飞路友人家“林泉居”。他担任《星岛日报》编辑，也以“林泉居”为笔名发文。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寻访“林泉居”，经过曲折山径小溪石桥，看到一个写着“WOODBROOK VILLA”木牌的白色洋房，四周山坡长满松树。想像诗人所言“这扇窗，／后面有幸福在窥望，／还有几架书，两张床，／一瓶花……这已是天堂。”二○一三年作者再度造访，已成了工地，林泉居和风景均不再。

而今，网上搜索“学士臺”，只是地产公司售楼页面，枉费了“学士臺”好名字。文人们常去逛旧书摊的楼梯街仍在，只有石阶缝中的青苔和蓊郁的榕树，垂垂枝条诉说着一个个故事……

而今，蔡元培曾经租住的柯士甸道一五六号，早于一九五八年起变成一个××大厦，网上只有卖房资讯，呎价逾万。他的陵寝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尚有墓碑可供凭吊。

而今，萧红租住的尖沙咀，无论是刘以鬯记述的金巴厘道纳士佛臺（诺士佛臺），还是周鲸文忆述的乐道八号都已面目全非。诺士佛臺被称作“九龙兰桂坊”，高楼之间短短百十米的窄巷，露天密布十多间酒吧，可品尝多种异国风情餐食，夜晚常有三五人群小聚閒聊……

而八十年前，萧红这样写“这里的一切是多么恬静和幽美，有田，有满山遍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

我记起在上环有一家名为“林泉居”的茶舍，不知是否缘自对旧时诗人的怀念。如此，也算是香港的一个温柔角落。文化的传承，是需要有寄托的。可惜在香港探寻文化的过程中，现状不免令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