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文匯報》的十年|伍呆呆

2013年是我開始職業寫作的第三個年頭。

這一年，我的師父——作家、學者胡野秋先生因同時在報刊和雜誌開了幾個專欄，一時忙不過來，便推薦我接替他在香港《文匯報》副刊《琴台客聚》的欄目。

猶記得當時，對欄目十分負責的主編並不大信任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卒子，出人意料地在當期專欄做版前幾小時要求我重寫一篇文章發稿，如此一來，倒讓我通過了主編的考驗，亦讓我對香港《文匯報》更多了一重喜愛與敬畏：從他們對作者的嚴謹要求，便可知道「文以載道、匯則興邦」的辦報宗旨並不是一句空話。

我自小愛讀書，雖然自小讀的書都是簡體漢字，但我卻十分喜歡繁體字，年少時與同齡人一般在筆記本上抄錄一些港台歌曲的歌詞時，是一定要用繁體字的，到後來開始寫作，亦是學金庸先生，將我本名中的「梅」字拆開來做了筆名。

其實在給香港《文匯報》寫專欄之前，我已在《羊城晚報》、《深圳晚報》、《深圳特區報》、《華商報》等報刊陸陸續續地寫過一些專欄文章，然而最令我歡喜的，使得我最用心去寫的，僅是香港《文匯報》，因為它成全了我自小的心願，我可以嗅着墨香，看自己的文章變成繁體的鉛字印在紙上。繁體漢字在中國文人眼中是厚重的，如同香港《文匯報》的人文色彩，也是一樣的濃郁、厚重。

除卻最初的「考驗」，我後來寫《文匯報》的專欄便一直是輕鬆的、自由的。我所寫《琴台客聚》的《采風》版編輯換了幾任，除了電郵交稿，我與之皆未謀面，但換來換去的編輯們從未變換過的，除了對稿子的文字，連標點符號都看得很認真，審得很仔細，讓我交上去的稿子出街後幾乎從無錯漏之外，就是從來不曾催過我交稿，有時候哪怕再過幾個小時就要做版了，我還能很安心地坐在電腦前趕稿。我師父曾玩笑說，舊時一些文豪便如此，與我兩樣的是當時他們是持紙墨坐到報社辦公室趕寫，編輯們在一旁「立等可取」……香港《文匯報》創刊初期，大抵也有此等景象，可見到了75年後的今天，編輯對作者的信任和包容依舊。

就像樹木生長需要好的土壤，一個寫作者遇到好的寫作平台亦是如魚得水。我在一期專欄裏提到粵語，講到母語的重要性，認為語言是精神的故鄉，引起了許多讀者的共鳴，以至於有次我和女兒從國外旅遊回來，在香港機場搭的士到關口，途中與司機大佬「傾偈」，司機大佬說自己是香港《文匯報》的忠實讀者，竟一字不誤地講出了我那篇專欄的名字：《語言是精神的故鄉》，最後還堅決拒絕我和女兒給他車費。那一刻，我為自己得到讀者的認可而感動，亦感恩有香港《文匯報》這個紐帶，有了它厚重的承載，才有了那些讀者的認可。

到了2018年，我出版了《呆呆為梅》和《呆在字裏》兩本隨筆集，其中大部分內容都選自我在《琴台客聚》的專欄文章。同年，我編劇的由我的小說改編的電影《愛不可及》獲得了第51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故事片白金獎，同時在內地各大影院上映，在片中的感謝名單裏，我鄭重地寫上了香港《文匯報》，感謝它一路見證着我在寫作上的成長。

如今，在時代的潮流裹挾之下，紙媒日漸式微，刊載過我的文章的那些報刊雜誌，有的停刊了，有的被合併了，有的取消了副刊……我很慶幸，香港《文匯報》仍舊厚重地屹立在香江之畔，渺小的我，也還能夠以拙筆寫文來見證、祝賀她75歲的歷史。

但願下一個十年，再下一個十年……我依然能夠在報紙的淡淡墨香中，一一細述我與《文匯報》的每一段十年之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