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公平市場 推動共同富裕

8月17日，中央財經委員會召開了第十次會議，「共同富裕」議題備受社會關注。會議強調，「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改革開放最初的思路是「先富」到「共富」，這時提「共富」釋放意味着頂層設計正在發生變化？同時，政府又會以什麼方式實現「共富」？

2020年下半年開始，中國嚴格防疫政策使得國內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經濟逐漸復甦。但到目前為止，經濟復甦仍然存在不確定性和不均衡性：債務灰犀牛威脅着經濟安全，酒店、商業及服務業持續低迷。當經濟無法保證持續快速增長，企業破產、債務暴雷、工人失業、收入下降、貧富差距及不平等問題，可能會增加社會的不穩定性。而一個中等收入群體龐大、貧富差距小的橄欖型社會，無疑是更加穩定、健康的。所以，此時提出「共同富裕」，有政治上的考量，同時也有經濟上的考慮。

貧富極化不利消費

國際上，英國為代表的國家正在解除防疫禁令，經濟全球化將在後疫情時代逐步重啟。而中國解除禁令的時間尚未明確，預計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經濟更依賴於「內循環」。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主要靠房地產投資和出口，而製造業、基建投資低迷，消費提振不足。下半年和明年，筆者預計出口增速將回落，房地產投資風險愈增，基建的投資空間有限，製造業受制於出口增速下降，因此經濟增長的能量將取決於國民消費上。

然而，國民消費受限於普通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在短期沒有足夠增量的情況下，以「共同富裕」的方式增加普通家庭收入，以達到消費拉動內循環經濟增長之目的。

從經濟學角度來說，高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性更弱，低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性則更強。同樣是100元稅收，補貼給富人，富人可能拿去投資，如買房、買股票、買工廠設備；補貼給窮人，窮人更可能拿去消費，滿足生活日常之需。在兩個財富規模相等的國家中，貧富差距小的國家消費力要強於貧富差距大的國家，經濟增長更具可持續性。因此在存量時代，合理縮小貧富差距，可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

「效率」與「公平」並非對立，而是統一的。只有公平才能帶來效率，公正的制度才是財富增長和「共同富裕」的關鍵。反過來，不公平的制度，比如強制剝奪財富，不合理徵稅，對個人產權保障不足，雖然可以縮小貧富差距，但不可能帶來「共同富裕」，只會製造「共同貧窮」。所以，實現「共同富裕」的手段，即公正性制度，才是促進經濟持續增長及社會穩定的關鍵。

中國政府主張「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其中，初次分配指的是自由市場的競爭分配機制，自由市場是資源配置效率最高的方式。過去四十多年，中國財富大規模增長的核心力量就是自由市場，但在兩個方面需要依賴集體行動：一是在自由競爭中，有些勞動力可能會被淘汰，比如失業、破產等；二是自由市場有賴於公平的法治環境，法律是內生性的，執法依賴於政府的公權力。

政府的主要職責並不是調節收入分配，而是實施國家契約。國家契約就像是每個國民繳納的一份保險，在個人生命、財產及自由受到威脅時，可以獲得國家公權力的保護。在自由市場中，如果個人競爭失敗導致失業、破產或家庭貧困，政府必須實施必要的救助。這就是政府的「再分配」。可見，政府再分配的目的，並不是、也不能「均貧富」，而是實施國家契約中的「必要的弱勢保護條款」。

稅收結構需要改革

中國應該採用哪種方式，才能更好地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經濟持續增長？「共同富裕」最好的手段是通過深化改革建立更加公平、競爭更加充分的自由市場。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提供兩點建議：

首先是稅收制度改革，促進稅收的公平性。中國稅收制度問題主要在稅收結構及稅收分配上。中國的直接稅只佔39.8%，間接稅佔46.3%。間接稅比重太高，在徵稅環節上容易擴大貧富差距。

間接稅主要來源於增值稅，增值稅佔稅收總收入的比重達到39.5%。增值稅最後徵收的對象是廣大消費者，這相當於國家稅收的主要徵收對象是普通家庭。同時，增值稅不利於廣大小企業、知識性創業企業。在直接稅中，企業所得稅為主，財產稅非常低，只佔8%左右。直接稅比例低，尤其是財產稅比例低，使得大型企業、富人及高收入群體的納稅更少。可見，這種稅收結構反而擴大了貧富差距，與國家契約中的「必要的弱勢保護條款」不符。

以直接稅為主的稅收結構，更加合理和高效，可以降低貧富差距。歐美國家基本上以直接稅為主，儘管跨國公司和巨富在全球合理避稅，但歐美國家的主要徵稅對象依然是大型企業和中高收入群體。美國、日本、加拿大的直接稅比例都在65%以上，美國、加拿大和日本的間接稅，僅分別為15.1%、20.7%和30.1%。美國、英國、韓國的財產稅較高，分別佔到16.1%、15.4%、15.6%，日本、法國、加拿大在13%附近。

中國需要改革徵稅結構，推動稅收從間接稅為主向直接稅為主轉變。徵收對象從廣大群體轉移到大型企業、高收入人群，降低個人所得稅率，加徵房產稅等財產稅，提高資本利得稅，才能降低貧富差距。中國宏觀稅負偏高，降低稅收負擔的關鍵是降低低收入群體、中小企業的稅收。除了改革徵稅結構，還要改革稅收分配。騰訊等大型互聯網企業還享受所得稅減免，一些出口企業享受出口退稅，一些大型企業和國有企業享受財政貼息，而關係到廣大普通家庭的保障性支出則相對偏低。美國、加拿大、德國在社保、醫療等保障性支出的財政比例分別是44.5%、57.0%、60%，中國僅有35.9%。

加大國企徵稅力度

其次是國有企業改革，實現國有資產的國民福利化。大規模的國有企業與國有資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色」。國有資產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稅收功能，應該替代普通家庭的稅收。在「共同富裕」方面，我們需要更加徹底地發揮這一特色。

政府需要促進國有企業改革，引入競爭機制，提高國有企業效率，為國家財政創造更多的利稅，同時加大國有企業利稅的徵繳力度。如今，央企與國企的利潤上繳比例與法律規定還存在相當的距離，其中不少又以各種形式返還回去。接下來，中國需要加大國有企業的利潤和股份的劃撥力度，用於充實國家社保基金。拿出相當於部分國有資產充實農村社保，為廣大農村家庭提供醫療和養老保障。只有社會性保障提高，才能真正激活普通的家庭的消費力。

中國存在大規模的國有資產儲備，各地方政府可以激活大規模低效國有資產，降低財政壓力，提高城市公共福利水平。內地城市及中國香港都是國有土地制度，這項制度最大的優勢就是政府可以憑藉低成本的方式建設福利房。

而降低貧富差距最直接的方式，可以效仿新加坡利用國有土地建設大規模的福利房。新加坡建屋發展局在國有土地上累積建成超過100萬套組屋，為超過80%的新加坡人提供了福利房。中國各城市政府完全可以利用國有土地的優勢建設大規模廉租房──為降低尋租成本，為廣大普通家庭提供住房。

除了稅收制度和國有企業改革，還需要針對貨幣及銀行制度進行改革。貨幣超發及信貸不合理配置，是擴大貧富差距最為直接的方式。反過來，抑制央行貨幣超發，促進商業銀行信貸市場化，降低人為因素的貧富懸殊。總之，縮小貧富差距，不能通過簡單的財富調配和轉移支付來實現，而是深化改革，以改革促進公平、以公平促進效率，創造更大的增量，才能實現真正的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