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有雄安新区助力的京津冀一体化、中有长江经济带、南有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版图日趋清晰。
粤港澳三地基础设施资源配合大湾区经济战略整合优化，图为预期今年底通车的港珠澳大桥。（设计效果图∕新华社）
粤港澳三地基础设施资源配合大湾区经济战略整合优化，
图为预期今年底通车的港珠澳大桥。（设计效果图∕新华社）
华南脉搏
「粤港澳大湾区」概念今年首次写进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入列中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打破现有行政壁垒，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经济新体制，打造一个比肩纽约湾、东京湾、旧金山湾的世界级湾区。
北有雄安新区助力的京津冀一体化、中有长江经济带、南有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版图日趋清晰。
不同的区域发展战略，背后是各自的使命与机遇。其中，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除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还重在打破现有的行政壁垒，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经济新体制，目标是打造一个比肩纽约湾、东京湾、旧金山湾的世界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一词，今年首次写进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正式被列入中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层面。在中国力图进一步提升其在全球化进程中地位的背景下，规划粤港澳湾区是中国加速融合世界、参与国际合作的又一个试验。
从“地区”提升为“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指的是由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九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城市群。参考世界其他大湾区的经验，粤港澳被认为已经具备基础条件，包括城市群、基础设施、经济规模、产业特点等，能够从“地区”提升为“湾区”。
经济体量居世界第三
在湾区基础设施建设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李静称，将整合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内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等基础设施资源，形成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辐射国内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横跨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将在今年底通车，连接深圳与中山的跨海大桥深中通道，预期2024年建成。
从经济体量来看，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规模为1.36万亿美元(1亿9035万新元)，仅次于东京湾区与纽约湾区的1.8万亿美元和1.4万亿美元，不过，在经济效益与创新能力方面，粤港澳大湾区还是与其他湾区存在不小差距。
产业结构上，广东省发改委主任何宁卡形容，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结构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港澳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均在90%左右，而珠三角九市的制造业基础雄厚，已形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产业体系。
粤港澳大湾区对标世界级还有明显距离
尽管具备基础条件，但要跻身世界级的湾区，粤港澳地区显然还有一段相当曲折漫长的过程。何宁卡也表示，对标世界级湾区和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面临的问题，包括区域内原始创新不足，创新资源未能实现共建共享，创新潜力尚未完全释放，跨境基础设施衔接不够通畅等。
湾区城市群强调融合与发展，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仍然是彼此间的交融与合作。粤港澳三地近年一直推进更广泛更深入地合作，并有“大珠三角”“九加二”“自贸区”等发展概念与规划作为支持，但三地各自为政的现象还是相当突出，除了体制机制的障碍外，三地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公共服务、社会观念与消费水准也都有明显差异，要实现湾区的“城市一体化”，绝非易事。
谁可当大湾区龙头
“湾区”概念的提出，显然意在消除粤港澳三地融合与发展的障碍;竞争还是合作，湾区的建设与推进无疑是要强调后者。
在中国过去30余年来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城市竞争一直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广深之争”便长期是坊间乐道的命题之一，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框架下，谁将会是未来湾区的龙头城市，令“广深之争”以及“广深港之争”再度浮出水面。
与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显而易见的湾区“龙头”不同，粤港澳大湾区的局面是广深港各有强弱。广州是华南政治与文化中心，深圳在科技创新能力上领先华南，而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与贸易中心，不过，香港近年的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也在减弱。
2016年2月，国务院批复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对于广州的定位是“广东省省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重要的核心城市、国际商贸核心和综合交通枢纽”，但随着原中共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今年1月正式出任广东省长，改变过去多由广州市委书记接任省长一职的广东官场惯例，外界也认为，在高科技方面掌握更多话语权的深圳市，在华南版图中的地位发生了微妙改变。
林江：湾区龙头制度可创新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林江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要突破粤港澳合作的瓶颈，当前需要克服的主要障碍，是由谁来做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龙头。
林江指出，目前的一种思路是学习纽约湾的模式，即形成一个明显的湾区龙头，而如果一定要有一个龙头城市，那粤港澳大湾区中，香港是合适的选择。
但他也表示，在当前珠三角的格局下，这一模式的难度较大。在香港回归初期，相关争论还不明显，但最近四五年以来，深广赶上香港的说法越来越多，“让香港来充当龙头，其他城市可能不服气”。
另一种思路则是学习旧金山湾的模式，即有一个湾区存在多个龙头。林江指出，深圳目前已具备了硅谷雏形，但单靠深圳的自身发展还不足够，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合作，将助力“中国硅谷”在区域的形成。其中，广东省会广州人才集中，交通发达，香港与国际的接轨程度高，中间还有珠三角形成的庞大企业群，如果不同城市发挥各自优势，广深港一带将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走廊。
“与其争吵不断，倒不如采取旧金山模式”，林江说，粤港澳大湾区存在超过一个龙头，同时发挥作用，各自亦有角色可以扮演，也是一种制度创新。
陈恩：龙头应由中央主导协调
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恩则认为，广深港三地不要争龙头，应由中央政府来主导与协调。陈恩受访时告诉《联合早报》，大湾区的规划建设是国家行为，超出了珠三角与广东省的范围，而广深港也各自有发展优势与基础，未来将以何种模式规划湾区的发展，以加强三方的协调合作，促进相关机制的形成，还需要进一步统筹。
港澳“超级”“精准”定位
要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要务包括加强湾区城市的协同发展，明晰各自定位，香港与澳门这两个特别行政区，将在大湾区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又将如何融入发展大局?
同当“联系人” 港“超级” 澳门“精准”
香港官方近年常用“超级联系人”一词，表示希望以此身份融入大陆“一带一路”的愿景中。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也提出，香港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超级联络人”的角色，为科技产业创新牵线搭桥。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上月在海南博鳌会见传媒时表示，将在本月间组织团队去部分粤港澳湾区城巿群的城巿参观、考察、交流，人员由政府高层、策略发展委员会和经济发展委员会的部分委员、行政会议的非官守成员人士组成。
澳门业内人士则提出“精准联系人”的概念。澳门中华总商会策略研究委员会主任、全国青联副主席马志毅在报刊发表文章指出，澳门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除了继续为区域融合提供休闲式服务，更要发挥“精准联系人”角色，集中精力利用澳门独有的优势，对准利基市场做好内地与葡语国家的供求对接。
学者：“大湾区”将形成港澳新机遇
陈恩认为，在“一国两制”下，提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考虑到香港与澳门可以在其中形成新的增长点，这对于两地发展将是很重要的契机。
林江则认为，除了作为“联系人”，港澳各自也有角色可以扮演。香港本身是金融中心与航运中心，同样一场路演，企业选择在深圳或者香港举办，将取得不一样的效果。
至于澳门的发展潜能，林江指出，澳门连接的粤西地区目前还没有中心城市，如果按照大湾区的发展思路，国际企业能从澳门进入珠西、粤西乃至更广阔的市场，那么，澳门未来的城市定位将有更多可能。
完善合作机制 构建开放型创新体系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还停留在概念层面，发展规划在研究制定中，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国两制”的挑战下，大湾区要深层次推进发展，体制与机制必须形成创新与突破，这也意味着这一区域将迎来新一轮的改革。
广东省发改委主任何宁卡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议，为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建议国家赋予粤港澳大湾区更大的改革权限，成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赋予平台更多先行先试政策，支持打造全球重要科技产业中心。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基金，鼓励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基金，发挥基金的引导作用。
林江认为，体制差异并非新问题，未来也将继续是湾区建设中具有挑战性的一环。“本来要讲‘一国’，结果讲了‘两制’;该强调‘两制’时，过分强调了‘一国’”，林江指出，这种矛盾未来要如何解决，将考验领导人的智慧。
除了体制与机制的创新，林江也表示，要打造开放发展的新格局，领导人的思维应当更为开放，比如在政治地位上，港澳特别行政区、广东省、珠三角城市领导人的级别各有不同，如果按照大陆必须在“对等”位置上商谈的思维，合作无疑难以推进，各方应当完善创新合作机制，构建开放型创新体系，在产业布局与合作上共同应对挑战。
林江指出，香港作为一个被认可的国际大都市，如果能充分利用其与国际接轨的优势，再与庞大的大陆市场做到无缝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湾区，其中蕴含无限的机遇，“能够发挥出巨大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