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为“七七事变”八十二周年，《大公报》与这段近代史分不开。报社前后两次在香港出版，首次为一九三八年，中间在日本军佔领前撤离，一九四八年再次在香港出版，直至现在。
五十年代《大公报》馆址干诺道中123至124号，现今港澳码头对面作者供图
今年为“七七事变”八十二周年，《大公报》与这段近代史分不开。报社前后两次在香港出版，首次为一九三八年，中间在日本军佔领前撤离，一九四八年再次在香港出版，直至现在。
报社第一次安排由上海撤至香港，向国人实践“不在日军铁蹄下出一天报”的承诺，决与全民一起救国。报社在上海失守撤到香港，人员分两路撤离，一路往汉口，后来转至重庆，一路南下到香港，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第一次在香港出版《大公报》。
报社的社址最早在大道中洛兴行，五十年代老同事都说报社最早在利源东街，楼下是一家小印刷厂，几十年如是说，我这后辈没有经历“利源东街时代”，一直深信不疑。
至於大道中洛兴行社址之说，我是根据时任总编辑李侠文前辈的话所得，一九八八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一九三八年八月《大公报》首次在香港出版，当时总编辑张季鸾习惯每日下午看几份报纸，看完已是黄昏时分，他常常招呼几位编辑部年轻人和他一起出去吃晚饭，侠老文中提到“报馆在大道中洛兴行，以就近去永吉街陆羽茶楼茶室为多，我们在他面前都觉得无拘无束。”
这段话第一次指出报社最早是在大道中洛兴行，文章脱稿於一九八七年八月，一九九一年六月才在内地《中国文史出版社》刊出，看到他的文章已是出版后的几年。至今报社前辈仍以为利源东街是最早的社址，其中是有误会，报社来港后，又因战事逼近香港，《大公报》筹备由香港撤退，为适应环境变化，决定由大道中洛兴行迁到利源东街。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由重庆回香港复刊，再以利源东街旧址作社址，这是说，在这十年的一前一后，报社先后两次设於利源东街。前辈说的“利源东街年代”，是一九四八年的事，他们这时候进入报社，不知还有一段抗战年间洛兴行的往事，遂将利源东街视作最早社址。我曾试图找寻洛兴行大道中的地址资料，多番功夫皆是空白。
总编辑李侠文报社上下皆称侠老，他毕业於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清华大学，修国际政治经济系，一九三八年初考进香港《大公报》。数十人中录取三人，他是其中一位，初时翻译外电，偶尔写社评，由大道中洛兴行迁到利源东街后，地方狭小，他的写字枱与徐铸成相连，相对而坐。
那时没有公休制度，同人写稿不给稿费，但没有人计较，个个落力做事，总经理胡政之与总编辑张季鸾大胆用人，张季鸾曾拜师关中经学家刘古愚，国学深厚，后留学日本，参与辛亥革命，后投身报界以救国。在香港期间，他指摘英国政府箝制新闻，那时日军尚未向南侵略，英国不敢开罪日本，香港每天的报纸都要送去华民政务司审查，凡“日寇”、“敌军”、“侵略者”等字样都不许用，更不得批评英国政府对日政策，他认为最缺德是在小样上删去的地方，不许开“天窗”。
日本侵华期间，《大公报》每次因敌军迫近而迁移，事前做足準备，先到新的地方筹备报社一切，随到随即出版，由上海馆撤至香港前的安排，张季鸾奔走於两地，筹劃社址，编排人员撤离次序与住宿，解决人员到新地方生活问题，香港宿舍接近坚道的赞善里，人员来到一切已就绪。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犯更急，华北形势危在旦夕，《大公报》原设於天津，此时即未雨绸缪，预派人员到上海，筹备上海馆。“七七事变”后，北平失守，敌军进逼天津，天津馆最先不保，随着战局推进，淞沪之战在即，上海馆被迫放弃，报社人员分为两路，一路由天津往汉口，一路由上海南下香港，汉口馆后来迁入重庆，重庆馆的馆址遭日机空袭，夷为平地，只剩得两条门柱没倒。
香港一九四一年圣诞在日军狂攻下沦陷，报社在陷敌前，桂林馆已成立，当即撤到桂林，至桂林也失守，报社虽在山洞，仍避不过轰炸，又迁到重庆，《大公报》战时都集中到重庆馆。
正是毁一馆，设一馆，百折不挠，誓不低头，决不为日寇利用。报社人员流离颠沛，历尽辛险，弥久弥奋，为国为民，在存亡关头，实践向国人许下“不在日寇铁蹄下出一日报”的承诺，以新闻宣传为枪，出现一批视死如归的前线记者，他们将战场上把将士浴血奋战的事实，以生动笔触报道，激励国人抗敌信心，这批名记者范长江、张蓬舟、陆诒、孟秋江等名字记於国人心中。
一九四八年《大公报》第二次在香港出版，社址再次在利源东街，随着业务扩展多次搬迁，七十一年坚持为香港读者服务。犹记侠老每日到陆羽饮茶，常约编辑部年轻记者编辑聊天，他喜欢陆羽的文化气息，最近才想到另有原因，他延续了当年总编辑张季鸾与年轻人在陆羽饮茶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