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门传薪 史海躬行 诠释“真正的学者”真谛——马敏教授的学术人生
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先生，堪称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代宗师和杰出教育家，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古语有云，“师者之高，观其弟子可知也。”在章先生众多弟子中，马敏教授是其中杰出弟子之一。他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也曾担任教育部历史教学委员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史学科评议组组长等职。
马敏教授不仅学术造诣精深，更具谦谦君子之德，以其学术人生与人格魅力，为后学树立了可鉴可学的榜样。如今，马敏教授虽已年届古稀，仍在史学研究与教育传承之路上笃行不怠，长期坚守，诠释了“真正的学者”之真谛——既要埋首故纸堆，穷究历史真相；亦要胸怀家国事，书写时代担当。
四十余载寒来暑往，马敏教授以乃师为榜样，恪守“史料为基、理论为纲”的治学圭臬，在辛亥革命史、社会经济史、商会史、博览会史、教会大学史等诸多领域沉潜于学，成果丰硕。尤其在“三会”——商会、博览会、教会史领域更是深耕不辍，开疆拓土，取得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如马敏教授所言，对“三会”的深度研究，本质上是从社会、经济、文化三大核心维度，破译中国近代史发展密码的关键路径。三者相互关联、彼此支撑，共同构成马敏教授学术研究的核心版图。
在商会史研究领域，马敏教授堪称拓荒者与深耕者。硕士阶段，在章开沅先生的悉心指引下，马敏教授赴苏州市档案馆参与苏州商会档案整理工作，从此与商会史研究结下不解之缘。那段沉潜于浩如烟海的档案中的岁月，不仅赋予马敏教授“以第一手史料治史”的严格学术淬炼，更催生其深刻的问题意识，为后续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根基。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和朱英教授合作，撰写了《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一书，系最早的商会史研究成果之一；马敏教授积十年之功著就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被学界称赞为“构建了完整的绅商研究理论体系”，填补了近代中国绅商研究的诸多空白；其主编并参与撰著的四卷本《中国近代商会通史》，更被誉为“商会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系统梳理中国近代商会的发展脉络，深刻剖析官、绅、商、学关系的调适与重构，以及此种重构对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重塑的深远影响。
基于数十年深耕细作，马敏教授以商会档案为切入点，提出过渡形态理论、中介社团理论、绅商理论及中国近代商人精神等一系列原创性学术观点，为商会和绅商历史研究注入全新活力，推动这一曾经的“冷门”领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显学。
博览会史研究，是马敏教授在整理商会档案时偶然开辟的全新学术领域，而他凭借敏锐的学术嗅觉与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成为该领域的倡导者与先行者。整理苏州商会档案期间，马敏教授偶然发现大量与博览会相关的珍贵史料，敏锐洞察到这一领域的学术价值——博览会不仅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更是中西文化交融、科技文化传播与近代化进程的核心载体。
为全面梳理中国近代博览会的发展历程，马敏教授在海外访学、讲学期间，遍访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图书馆与档案馆，广搜博采，集腋成裘。1999年，马敏教授依据在美国搜集的史料，发表《有关中国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的几点补充》，厘清中国参与此次博览会的诸多细节，还原历史本真；其论文《张謇与近代博览事业》，则以宏阔的历史视野，精准定位张謇作为中国近代博览事业奠基人的历史地位，被学界誉为“拓荒之举”。
尤为可贵的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前后，博览会研究一度成为学术热点，马敏教授却始终保持清醒认知，坚守“由热而冷”的治学定力，决意沉潜十年，精研细琢，力出精品。如今，由马敏教授主编并参与撰著的近170万字三卷本《中国近现代博览会通史》已完稿待付梓，系统梳理了1851年至2010年中国参与世界博览会的完整历程，揭示其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中的独特价值，为该领域研究树立了全新标杆。
教会史相关研究，是马敏教授“三会”研究的另一重要维度，亦是其拓展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抓手。1997年，马敏教授赴牛津大学访学期间，于瑞金帕克学院安格斯图书馆偶然发现英国浸礼会珍贵档案，这份意外收获，将其研究视野延伸至早期中西文化交流领域。马敏教授以海外珍贵档案为根基，对早期中文圣经翻译史、早期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与马士曼语法书之争，以及早期中文铅印书籍等三大国际学界长期争议的课题，展开系统翔实、具有开创性的研究。相关成果于1998年刊发于《历史研究》，被评价为“兼具世界眼光与国际对话意义的重要探索”，成为马敏教授被引频次最高的论文之一。
如今马敏教授正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夜以继日地抓紧撰写相关专著。在教会大学史研究领域，马敏教授同样深耕不辍，打破传统研究的局限，将教会大学置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中西文化交融的宏阔背景下，探讨其在教育近代化、文化融合中的独特作用，为教会大学史研究开辟了全新路径。马敏教授与章开沅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在海内外学界产生深远影响。
马敏教授的学术成就，既源于对“三会”领域的深耕细作，更得益于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学术襟怀与宏阔视野。在20世纪50年代出身的学者中，马敏教授无疑是研究视野比较开阔、研究方法较为新颖、善于跨界融合、乐于开放共享的历史学家之一。马敏教授始终恪守“史料为基、理论为纲”的治学原则，既不轻视史料的基础性作用，亦不囿于单一研究方法，而是大胆借鉴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丰富史学研究的视角与路径。
早在博士生阶段，马敏便勇于创新，引入社会心理学、个体心理学等学科方法，撰写《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论孙中山伟人品质》等论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权威刊物，在学界崭露头角；后续研究中，马敏教授更将跨学科融合贯穿始终，实现宏观历史与微观历史、长时段历史与短时段历史、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的有机结合，打破学科壁垒，赋予史学研究更深厚的内涵与更广阔的外延。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马敏教授始终秉持开放共享的学术态度，不固步自封，画地为牢，积极推动学术交流与薪火相传。他主动分享自身研究经验与史料积累，悉心引导后学走上严谨治学之路；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既将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推向世界，亦积极吸纳国际学界先进理念，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国际化发展。
作为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资深教授，马敏教授既沉潜学术，又深耕教育，将章开沅先生的育人理念与治学精神薪火相传，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史学人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薪火永续注入新生力量。马敏教授的学术视野，早已超越单一研究领域，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力求以中国视角，在文明比较中重新认知中国近代发展的独特路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自主理论体系。
若言开阔视野与跨界方法，是成就马敏教授学术成事业的“双翼”，那么“流水不争先，小溪汇江海”的大智若愚，则是其治学精神的核心底色，这份底色与马敏教授温润谦和的君子之风相得益彰。马敏教授从不追求急功近利的学术成果，亦不刻意彰显自身学术地位，平日里处事温文尔雅，始终保持谦逊务实的治学态度，鲜见锋芒毕露、刚猛凌厉之举，一步一个脚印，在史海中躬行不辍，活脱脱一位待人宽厚、处事谦和的“好好先生”。但吾深知，这份温和绝非软弱妥协，在大是大非面前，马敏教授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爱憎分明、毫不含糊，这份坚守与担当，更显君子风骨。
最令我感念于心的，莫过于马敏教授对中文系著名学者戴建业教授的支持——彼时，不少人误解戴建业教授，认为其投身网络直播属不务正业，甚至质疑其古典文学课程流于哗众取宠。面对种种非议，马敏教授并未沉默旁观，而是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肯定戴建业教授的授课风格，更特意在校报撰文，积极推介其创新的古典文学教学方法，为其正名。
这份尊重差异、包容创新的胸襟与担当，更让我对这位大师兄敬仰有加、感念至深。马敏教授常言，做学问当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热门研究中，当沉心深耕、发掘细节；冷门领域里，当坚守初心、默默耕耘，笃信“由热而冷”再“由冷而热”的治史规律。这份“不争先”的智慧，让马敏教授得以沉潜深耕，孜孜矻矻，积十年之功打磨一部专著，耗数十年心力拓荒一个领域，最终实现“小溪汇江海”的学术成就——从最初的辛亥革命史、资产阶级研究，到后来的商会史、博览会史、教会大学史，马敏教授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学术成果日渐丰硕，最终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有代表性的学者，成为章门弟子中传承师道的典范。
回望马敏教授四十余载学术人生，其每一步前行，既离不开章开沅先生的悉心指引与谆谆教诲，也离不开向学界前辈的谦虚请益，以及与同辈学人的切磋琢磨，相互砥砺，相互成就。这份广泛而深厚的学术传承与学术交往，正是其能够不断走向成功的源源不竭的动力。如今，年届古稀的马敏教授依旧未停下学术探索的脚步。他仍埋首于故纸堆中，躬耕于史学研究领域，同时积极投身学术传承与人才培养，以自身的坚守与担当，诠释着学者的初心与使命。
作为同门师弟，我对马敏大师兄始终满怀深深的敬仰与感念。这份敬仰，不仅源于其学术成就，源于其传承乃师学风的责任担当，更源于其温润谦和、待人赤诚的君子人格——他脸上始终萦绕的温和笑意，处事时的温文尔雅，待人时的真诚宽厚，皆令人动容；而其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坚定立场，更彰显了一位学者的风骨与担当。
马敏教授的学术人生，是一部坚守初心、深耕不辍的奋斗史，是一部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学术史，更是一部传承师道、温润待人的精神史。愿更多后学者能从马敏教授的学术人生中汲取力量，在史学的远航中奋勇前行、永不止步。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北京工业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北京市西城区委、区政府文化顾问 王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