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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中有人民 笔下有乾坤 一份报纸的抗战\大公报记者 郑曼玲

日本投降75周年纪念日里,当年大公报用超大号五个铅字“日本投降矣!”印刷的版面照片,在社交平台呈刷屏之势。这既是国人铭记历史、祭奠先烈的自发行为,也是对曾经见证并推动了重要历史进程的大公报的集体致敬。

胸中有人民 笔下有乾坤 一份报纸的抗战\大公报记者 郑曼玲

  图:1945年8月15日,大公报以超大字号报道“日本投降矣!”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画上句号

  日本投降75周年纪念日里,当年大公报用超大号五个铅字“日本投降矣!”印刷的版面照片,在社交平台呈刷屏之势。这既是国人铭记历史、祭奠先烈的自发行为,也是对曾经见证并推动了重要历史进程的大公报的集体致敬。

  超大字号 贺抗战胜利

  百年风云激荡,造就了人类文明之旅中最多劫难也最多华彩的一程。秉承忘己、无私精神的大公先辈们,记录了一个多世纪的跌宕起伏。尤其是在抗战期间,大公报的忧国忧民之心及强烈的爱国思想表现得尤为突出。

  首先,坚守爱国阵地,站在时代前沿。抗战期间,大公报始终洋溢爱国热情,传播信息,主导舆论,臧否时事,月旦人物。且为了共赴国难,曾五次搬迁,舟车辗转,历尽艰险,实具有“异常之勇气、机智与魄力”。

  其次,专业水准高,影响力大。在风雨飘摇的国内外局势下,大公报文章报国,身体力行,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关注民族命运和国家兴亡,受到社会的瞩目和尊重,得到读者的认同和欢迎。

  直击战地 记录大时代

  第三,恪尽言责,坚持抗战。抗战爆发后,大公报立即义无反顾地成为“百折不挠的主战派”,言论中没有一个字对抗战的前景发生动摇,也没有在敌人统治下办过一天报,实属难能可贵。

  除了关注国内战场,大公报还在抗战期间缔造了一支星光熠熠的“驻外军团”。他们赴海外采访“二战”,忠实记录那个悲歌慷慨的大时代,发回一篇篇深具史料价值的经典报道,构成大公报抗战报国史上最闪亮的篇章,既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有基于此,1941年5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向大公报颁发了“密苏里荣誉奖章”,获此世界性殊荣,中国报纸只此一家,也只此一次。

  “一笔在手,胸中要有亿万人民”。见证“密苏里号”日本投降仪式并写出经典名篇《落日》的著名战地记者朱启平曾如是说。

  事实证明,唯有始终将国家的兴与衰、成与败、安与危摆在心中,才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所写报道才不会成为明日黄花式的“易碎品”,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加拥有震撼人心的生命力。这正是百年大公留给当代传媒业者的启示及鞭策。

  《文艺》如战士马浩亮

胸中有人民 笔下有乾坤 一份报纸的抗战\大公报记者 郑曼玲

  图:大公报《战线》副刊创刊号

  抗战期间,在大公报人的苦心经营下,原本被视作报纸“余兴”的副刊,变成了结合文艺与新闻进行抗战的“两栖阵地”。来自重庆大后方、延安根据地、上海孤岛、苏鲁游击区等方方面面的声音,在大公报副刊上汇成了一曲昂扬的战歌。

  大公报1933年9月设立《文艺副刊》,1935年9月扩编并改名《文艺》,是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园地。1937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六周年之际,大公报创立汉口版,并开辟《战线》副刊。主编陈纪滢在发刊词中号召摒弃“为文艺而文艺”的超然,以时代的作品来“击破患着‘色盲’症者的迷梦,而且更进一步使每个战斗员加强反抗侵略的勇气,这是我们唯一的信念和使命。”首期《战线》刊登胡绳《新的“九一八”》、蒋锡金《老家》等,均以勿忘国耻为主题。

  1938年8月13日,八一三事变一周年之际,大公报香港版创刊。曾经在天津、上海主编《文艺》的萧乾,奔赴香港,重操旧业,他明确宣示了“战时文艺”的方针:“《文艺》过去从不登萎靡文章。现在仅仅那样就不够了,我们要把文章变成信念和力量。”

  “两栖阵地”奏昂扬战歌

  《文艺》首期登载了巴金《在轰炸中过的日子》、靳以《八.一三》,第二期又刊登了巴金《一点感想》和丰子恺《劳者自歌》,并连载了沈从文的《湘西》。巴金用热烈的笔触写道:“(8月13日)上海的炮声应该是一个信号,这一次全国的人民真的团结成一个整体了……我们为着争我们民族的生存虽至粉身碎骨,我们也不会灭亡,因为我们还活在我们民族的生命里。”

  萧乾发动自己的人脉关系,不停写信约稿。萧红、艾芜、李健吾、姚雪垠、吴伯萧等人的作品纷至沓来。难得的是,《文艺》发表了很多来自延安的作品。1939年,萧乾奔赴英国,杨刚继任《文艺》副刊主编,反映延安和八路军战地生活的文章数量更多。可以说,萧乾让《文艺》在香港“脱下学生装,穿上了戎装”,而杨刚则把《文艺》变成了一个“战士”。

  学者评价:领导全国舆论大公报记者 徐小惠

  战时环境中,报业生存维艰,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俞凡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提到:“从今天的资料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当时大公报印报的时候要用好几种不同的纸来印,不同的纸有不同的价格。”但真正的困难远非于此。

  七七变起,平津失陷,大公报津版先断;八一三变起,上海沦陷,大公报断然停刊,同时发表掷地有声的两篇评论《暂别上海读者》、《不投降论》:“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武汉撤退,汉版迁渝后,太平洋又战起。

  香港沦陷前夕,大公报与读者悲壮告别,总经理胡政之说:“我们要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1944年敌军长驱入桂,大公报桂版也绝。俞凡说:“大公报在抗日战争期间颠沛流离,物资等方面损失很大,但是一直坚持不投降,‘没有在敌伪的刺刀下办过一天报’,这是很了不起的。其他像申报、新闻报这些报纸,在上海租界沦陷以后,都接受了日本新闻检查。”

  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此前谈到大公报“日本投降矣!”这个标题时说:“在标题上用虚词‘矣’和感叹号,这种一般标题上忌讳用的(字符),来表明报纸的情绪,也是表明了人民的情绪。”

  “大公报一直努力披露日军暴行,呼吁国际正义力量来支持中国抗战,为中国争取国际支援和国际舆论发挥重要作用。”俞凡说。

  抗战中的大公报

胸中有人民 笔下有乾坤 一份报纸的抗战\大公报记者 郑曼玲

  图:1945年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右)在南京呈交投降书

  1931年 大公报记者汪松年率先对“九一八”事变做最早的报道

  1936年 报纸发行量突破十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类刊物和舆论中心

  1937年 卢沟桥事变后,方大曾任大公报战地特派员,赴前线采访,写出长篇报道《卢沟桥抗战记》,配以照片发表;12月14日,上海沦为“孤岛”,大公报拒绝送检,断然停刊,同时发表掷地有声的两篇评论《暂别上海读者》、《不投降论》

  1939年 港英政府华民政务司署成立“华文报纸检查处”,检查所有华文报纸的宣传口径,大公报屡“开天窗”,头版被删得无内容可登,只能留一个标题和大幅的空白版面。其后香港沦陷,大公报撤出香港

  1941年 大公报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密苏里荣誉奖章”,成为第一家获得国际性荣誉和奖项的中国报纸

  1945年 日本战败投降,大公报以“日本投降矣!”为题,并在次日发表《落日》、《日本投降了》等重要文章(大公报记者徐小惠整理)

  首部报人抗战题材纪录片

  2016年,由大公网制作发行的中国首部报人抗战题材大型纪录片《一份报纸的抗战》于中央电视台播出。纪录片以1931至1945年间,大公报参与、推动、见证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事件为线索,采访了胡政之、范长江、萧乾等老报人的亲属,以及方汉奇、陈昌凤、侯杰等内地权威的新闻史专家,题材均取于大公报传诸后世的报章名篇,包括《明耻教战》、《中国的西北角》、《迂回在生死线上》、《我们在割稻子》、《银风筝下的记忆》和《日本投降矣》六集,每集3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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