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西北角率先报道长征 大公报“一张报纸定乾坤”

「《大公報》對長征落腳點的確定有貢獻，這其中有范長江的特殊功勞，他是第一個追蹤報道紅軍長征的記者。」近日，甘肅省延安精神研究會副會長、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榮珍與甘肅省文史館研究員康民、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紀念館館長袁志學以及六所甘肅高校的專家學者，與2024「范長江行動」隴港學子一起重溫了《大公報》「一張報紙定乾坤」的故事。

大公報記者 李陽波、張帥、郭濤

在當日的「范長江與蘭州、與甘肅、與西部暨《中國的西北角》出版近90年的影響」輔導學習和「范長江行動甘肅行」十年參與學校交流活動上，專家帶領隴港學子走進范長江筆下的西北世界，激勵傳媒學子以敏銳洞察力和專業素養，記錄下甘肅、中國最真實的面貌與故事。

1935年7月，范長江作為《大公報》特約通訊員從成都出發，開始他的中國西北角之行。李榮珍介紹，進入甘肅的范長江於1935年8月來到卓尼，並在卓尼對時任洮岷路保安司令的楊積慶土司進行採訪，將了解的紅軍和蘇維埃政權的有關情況告知楊積慶。

「范長江是紅軍義務宣傳員」

「正是這場徹夜長談，使楊積慶知道了紅軍長征北上是為了抗日，在民族存亡的大義面前，他最終選擇了正確對待即將到來的共產黨紅軍。」李榮珍提到，范長江是一位紅軍的義務宣傳員，他還拜會了臨潭「西道堂」教主馬明仁。雖然沒有資料記載他們之間的談話，但紅四方面軍長征進入甘南後，西道堂在物資、糧食等方面給予了幫助。

據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記載，1935年9月18日，紅軍到達甘肅岷縣以南的哈達鋪。在這裏，根據從當地找到的報紙上獲悉的陝北紅軍和根據地仍然存在的情況，毛澤東提出到陝北去。此外，中共中央早期領導人之一張聞天於1935年9月在哈達鋪寫的「讀報筆記」 ──《發展着的陝甘蘇維埃革命運動》中，詳細地摘引了7月23日、29日、31日、8月1日的《大公報》上有關紅軍在陝甘活動的消息。八路軍駐蘭辦事處紀念館館長、甘肅省博物館協會副理事長、紀念館專委會主任袁志學在輔導學習中指出，范長江為期十個多月的西北考察活動，開啟了其一生最重要、最輝煌的記者生涯。在向全國讀者發回的通訊中，第一次客觀地報道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活動的消息。這也是《大公報》「一張報紙定乾坤」的由來。

「從當年這位大公報記者的口中，廣大讀者第一次知道了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翻雪山、過草地、四方面軍會師等等充滿傳奇色彩的長征故事，首次勾勒了紅軍長征的全過程。」袁志學表示。

《大公報》最早意識到西北問題重要性

甘肅省延安精神研究會副會長、甘肅省文史館研究員、甘肅省委黨校教授康民提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國外油品進口幾乎完全斷絕，中國軍隊汽油補給幾乎全依賴甘肅玉門油礦。沿途地方探索出羊皮筏運油法，用汽車把油品運到廣元，再用羊皮筏順嘉陵江到重慶，每年至少可以運八次，這種運輸方式既安全又經濟，大大解決了油礦運輸困難的問題。

「《大公報》是20世紀30年代開發西北的積極倡導者，最早地意識到西北問題的重要性，擬把西北作為救亡建國的基地並對西北進行了深入實際的報道。」康民表示。

范長江在《大公報》成就個人事業首個高峰

范長江原名范希天，1909年出生，四川內江人。1935年夏，以大公報特派記者的名義，到西北各省採訪，撰寫大量通訊，向「國統區」讀者介紹了紅軍長征的真實情況。《大公報》將這些通訊結集成書，出版《中國的西北角》。抗戰爆發後，出任上海大公報採訪部主任，指揮戰地記者的採訪工作。

范長江加入《大公報》時，正是日本逐漸擴大侵華勢力範圍的時期。他意識到，抗戰的大後方一定在中國的西部，應當有人去考察，發表文章，引起人們的注意，而且也應該去研究紅軍北上抗日的問題。

時任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批准並全力支持范長江的採訪計劃，使得《大公報》第一時間報道了紅軍長征的真實情況，范長江一舉成名，《大公報》也再度翹首報界。

1937年2月，范長江到達西安和延安進行採訪，在周恩來的安排下，范長江如願見到了毛澤東，兩人徹夜長談，時間接近10個小時。當時，毛澤東主要談了三個問題，其一是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問題，其二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關係問題，其三是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

採訪完畢後，范長江即時返回上海，並在胡政之等人的支持下，不顧國民黨的禁令，刊發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發表了《動盪中之西北大局》一文，引發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