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大公报|扣好职业生涯第一粒扣子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有幸入职上海办事处，成为大公报大家庭中的一员。大公报给了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她引导我在高起点上起好步，扣好了职业生涯的第一粒扣子。在上海办事处和港馆，我累计工作了十一年有余，所学所悟收获的一切，受益至今。

我常笑言，自己与大公报结缘“长达”两个世纪（一九九九年至二○一○年），可谓刻骨铭心，如今依然时常感恩其独特的魄力、魅力和影响力。

敬佩大公报的魄力：不拘一格用新人。二○○○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大公报立即与国家民委等策划了“西部民族地区纪行”大型采访活动，钱其琛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启步礼并授旗。当时，我参加工作仅仅十三个月，压根没想到能作为此次重大报道中最年轻的记者跟着资深媒体大咖们赴西部采访，颇有点“出道即巅峰”的幸运。我所在的小分队从北京出发，四十天内足迹遍布内蒙古、陕西、四川、贵州，这段珍贵的经历让我迅速点燃了新闻激情，找到了新闻感觉，并深爱上了新闻行业。

我和同事们采写的《西部归来话西部》系列报道，一举荣获了二○○○年度香港报业公会全年新闻大奖和最佳特写新闻组冠军，担任评审委员会主席的查良镛（金庸）予以高度评价：“大公报的系列报道，可以说代表了香港新闻写作的最高水平！”

钦佩大公报的魅力：千方百计培养人。二○○二年四月，港馆为我办理了工作签证，让我赴港学习锻炼。前三个月，我在经理部上班，参与了大公报百年报庆相关活动的策划、组织以及与国际媒体的沟通等，还有幸随国际传媒代表团访问了北京、天津和上海。这段特殊经历，让我对大公报的感情进一步升温，对其历史和魅力更加钦佩；后三个月，我在编辑部学习，担任过国际版、要闻版和中国新闻版的编辑，还尝试了一些外出采访。在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有一个细节记忆犹新：某天，总编辑递给我一本中英文词典并叮嘱说，国际版要用的有些外电文章，你试着翻译吧。我当时一愣，马上领会到：这是给我学习锻炼的机会啊！

在香港工作的六个月，我切身感受到大公报“相亲相爱一家人”的文化氛围，无论是社长、总编辑、总经理等高层，还是身边的普通同事，对我这个年轻人关照有加。大公报“藏龙卧虎”，同仁们倾囊相授，既压担子又指路子，不少新闻业务的“一字师”场景如今仍历历在目。当时，港馆有意让我留下来工作，因个人原因我选择返回上海，一度还担心会影响我未来发展。没想到，隔了一年多，时年二十八岁的我被任命为大公报上海办事处主任，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内地办事处负责人。

赞佩大公报的影响力，引以为傲大公人。刚进入报社时，曾有前辈和我分享：越是重大事件、重要时刻，越要看大公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两会等召开时，大公报的地位就愈发凸显。二○○七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八年至二○一○年的全国两会，我都有幸作为报道组成员飞赴北京采访，在中国的“心脏”感受大公报的特殊影响力。

“我是大公报记者”，任职大公报期间，这是我引以为傲的自报家门方式，也因此收获了工作上的诸多便利与优势。

二○一○年十月，我惜别大公报，来到上海市闵行区工作。如今，熟悉我的人在介绍我时，经常会补充一句：茅杰曾经在大公报工作过。每次话音刚落，我马上就能感受到人们投来的敬佩目光。

一时大公人，一世大公情！

大公报前上海办事处主任（茅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