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縮小居民收入差距

最近大家都在熱議共同富裕話題，討論第三次分配。本人研究國民收入分配問題超過十年，欣喜看到這一問題終於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因為這是當前全球各國普遍面臨的最大難題，影響到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經濟質量的提升。那麼，究竟如何實現共同富裕呢？筆者認為可以從一些長期表現異常的經濟指標中去發現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尋找縮小收入差距的路徑。

眾所周知，中國經濟長期的增長模式主要靠投資，但全球經濟的增長主要靠消費。為此，中國經濟轉型的目標也是由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2020年，中國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為54.3%，資本形成佔GDP的比重為43.1%。彼時由於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出現負增長，這是導致消費佔比下降的原因，但2011至2019年中國的最終消費佔GDP平均53.4%，相比之下居然還略有上升。

樓市槓桿拖累消費

如果把中國最終消費進一步拆解為政府、企業和居民部門的最終消費，則居民部門與其他國家的差距更加明顯。如2019年中國居民的消費率只有39%，但印度為60%、越南為68%。

中國居民消費率與全球主要經濟體相比如此之低，說明儲蓄率高。國民儲蓄率等於政府儲蓄率加企業儲蓄率，再加居民儲蓄率，其分母都為GDP。2017年中國國民儲蓄率為47%，遠高於26.5%的世界平均儲蓄率，當然也遠高於發展中經濟體和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儲蓄率高，意味着投資規模大，消費規模相對小。

數據顯示，中國儲蓄率從2000年的35.6%飆升至2008年的51.8%，增加了16.2個百分點，應該與2000年以後中國告別了短缺經濟時代，房地產投資規模大幅增長有關。因為居民在財產配置結構上，慢慢從過去的配置彩電、冰箱等耐用消費品，轉向買住房。居民儲蓄率的高點出現在2010年，恰好與房地產投資增速高點出現的時間一致，同時也對應居民消費率的低點，降至34.63%，而且還對應GDP增速的高點。自2010年以後，中國GDP增速已經連續下降了十年。

也因此，在房地產持續的二十年牛市中，使得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這應該是過去二十年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最主要原因。故需要對過去我們的房地產政策進行反思，「堅持房住不炒」應該要長期堅持下去。

儘管這些年來居民消費率有所上升，我們也可以把它歸功於經濟在向消費主導的方向轉型。但也應該看到，消費率的上升，更具有被動因素，即隨着儲蓄率的下降，投資增速也隨之下降，消費率則被動上升。

大部分學者或老百姓都會認為儲蓄率過高是由於中國社保體系覆蓋面不夠，對教育、醫療及養老等保障度不足，導致老百姓不能消費和不敢消費。這確實是一大因素，但忽視了居民收入或儲蓄的結構性因素。由於中國銀行業並沒有公開中國居民儲蓄存款和資產的結構分布，但從個別銀行披露的數據看，極少數超高淨值客戶的AUM（資產管理規模）大概要佔到全行的80%以上。

因此，中國居民消費率水平大大低於全球平均水平，除了節儉和偏好投資這兩大傳統價值觀因素外，還是與居民收入差距較大有關。一般而言，收入越低，邊際消費傾向越高，但消費能力越弱。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較高，高收入階層則相反。如果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速提高，則有利於消費。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過去五年中國居民家庭高收入組的可支配收入累計增長了35%，而中等收入組只增長25%，相差10個百分點。即便到了今年上半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較上年同期名義增長12.6%，但中位數僅增長11.6%，中位數是平均數的84.4%，說明收入差距依然在擴大。

打破利潤壟斷格局

要增加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提高中產比重，通俗講就兩條路徑：一是做大蛋糕，二是切好蛋糕。前者依靠經濟發展來增加收入，即所謂的初次分配；後者是再分配，如轉移支付等。事實上，這些年來為了實現全面奔小康目標，這兩條路徑都在走。

現在很多人把關注點放在第三次分配上，第三次分配固然重要，但初次分配仍是最基本的合理安排收入分配、縮小收入差距的源頭。例如，十年前美國曾發生了「佔領華爾街」運動，運動旨在譴責大企業利用金錢影響政治，要求政府將更多資源投入到保障民生的項目中去，而不是補貼大企業或在海外發動戰爭。從歷史數據看，美國的藍領工人的薪酬長期停滯不前，美聯儲救助金融機構行為和厚待華爾街精英們的行為引發老百姓的強烈不滿。

2020年，中國38家上市銀行的利潤佔了所有A股上市公司利潤的42%，這樣一種初次分配形成的產業的利潤格局是否也需要改變呢？事實上，中國某些行業由於形成了少數企業市場份額過高的局面，使得這些企業的利潤佔比過高，這是收入差距擴大的根源之一。今年2月，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印發《關於平台經濟的反壟斷指南》，首次對於平台經濟濫用市場地位等壟斷行為的界定、執法等一系列焦點問題做出明確界定，這實際上也是為初次分配的公平所作的努力。

另外，筆者觀察到政策導向對初次分配的影響非常大。例如，在穩增長目標下，財政政策長期保持積極，貨幣政策雖然穩健，但M2（廣義貨幣供應）的擴張速度長期維持兩位數，其結果當然對提高中國GDP的全球的份額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同時也使得金融和地產兩大領域的市場參與者獲得顯著高於其他產業領域的收入份額。

在二次分配領域，我們需要補上的短板也很多，如全球主要經濟體普遍徵收的三大稅種：房產稅、資本利得稅和遺產稅，中國均未實施。在消費稅方面，中國是全球奢侈品消費的第一大國，且佔全球的份額達到三分之一，但在高檔消費品徵稅方面似乎力度不大。

在個稅方面，中國2020年的個稅佔稅收總額的比重只有8.2%，儘管中國經歷了幾次個稅改革，累進稅的最高稅率達到45%，超過美國的最高稅率，但依然難以對高收入階層進行有效徵稅，個稅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只有1.7%。反觀美國，2019年美國個稅收入佔政府稅收總收入的55%，其中聯邦政府的個稅收入要佔其稅收收入的80%，佔其財政收入的46%。主要原因是能夠對高收入者進行有效徵稅，如美國收入前1%的家庭，收入佔比約17%，交納的聯邦所得稅佔比卻達25%，而後80%的家庭收入佔比約46%，只繳了30%的稅。

因此，如何對高收入群體進行有效徵稅，需要做出具體的可行方案，首先應該對上面提及的高達15萬億元可支配收入差異作出合理解釋，在大數據時代，這應該不難做到。其次，對納稅主體「不合規避稅」行為要採取什麼樣的懲罰，需完善立法。

除了已經在實施的減稅降費舉措外，我們還應該形成一套給低收入群體長期生活保障的機制。美國在疫情期間，採取了直接發放補貼的方式，使得美國居民儲蓄率大幅上升。中國比美國的體制優勢更明顯，今後也可以採取精準補貼的方式，增加財政直接補貼給低收入居民的規模，目前雖然有補貼，但補貼金額偏低。

最後，關於第三次分配，應該要大量提倡，但不要期望只靠第三次分配就能實現共同富裕。以美國為例，美國在慈善捐款方面在全球名列前茅，但其國內的貧富差距現象依然很嚴重，如2018年美國的基尼系數達到0.485。中國慈善捐款的規模與經濟總量相比，還非常小，且在全球排名居後。這也意味着，未來的捐款規模增長空間巨大，畢竟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超過100萬億的經濟體量，每年應該有萬億級別的社會捐款。但這需要慈善機構增加透明度，取得公信力。

綜上所述，當前全球主要經濟體普遍面臨收入結構扭曲的問題。中國雖然作為新興經濟體，但也出現了發達國家所具有的一些問題，如槓桿率偏高、基尼系數偏高、階層固化等，這已阻礙了全球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為此，推進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實際上也有利於推進全球經濟良性發展，避免出現衰退。